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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红色故事大家讲——第六十三讲】长征路上的生命线——忆长征中红六师的政治工作(二)
人们常以“千难万险”来形容红军长征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此话并不夸张。在这“千难万险”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三个:即打、走、吃。这三个问题哪一个解决不好,都会直接导致长征的失败和红军的覆灭。因此,全军上下都为这三个问题绞尽脑汁,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的政治工作也就特别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部队解决好这些非常实际而又非常重大的问题。
打仗,是红军长征面临的首要问题。从开始时的突围到结束时的会师,都离不开打。而这种打,又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没有后方保障,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苏区人民支持等种种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保证部队打胜仗就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每次战斗开始前,我们总要进行思想动员,哪怕是三言两语的鼓动也好,目的在于使指战员们明了敌情、我情和战斗方案,明了打好这一仗的意义,明了取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战斗开始后,则适时进行战场鼓动,激发斗志。初战获胜时,则通过先传捷报、后送俘虏,鼓舞士气。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我们则注意总结经验教训,重振军心,以利再战。
1936年4月8日,我二、六军团在云南普渡河边遭到敌军的重兵追堵,处境十分险恶。总指挥部向我和师长郭鹏下达了速返六甲阻敌追兵的紧急任务。我们立即命令刚刚经过一夜行军的部队,后卫变前卫,以强行军向六甲开进。各级军政指挥员边走边进行简短的动员:“这是一场关乎全军安危的战斗,我们必须不顾疲劳、不惜牺牲地抗击敌军,保障主力安全转移。”前卫团先敌抢占了有利地形,与敌交火,枪声传到后续部队,指战员们的精神为之大振。我们又趁势发出号召:“同志们,前边已经打响了,跑步前进!”部队刺刀出鞘,子弹上膛,一溜迅跑,上了阵地。这一仗打了一整天,敌军两个旅向我一次次冲击,我师伤亡多达220余人,师长负了伤,十八团政治委员负了伤,十六团两个营长牺牲了,十八团九个连长伤亡了八个……但是,由于鼓动工作及时、有力,部队思想准备充分,因此,大家越战越勇。上一级指挥员倒下了,下一级干部马上代理指挥。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石头拼杀。敌人攻上我军阵地,就是肉搏也要把他消灭。敌军的疯狂冲击,靠的是炮火壮胆,靠的是督战队威逼;而我军的顽强坚守,靠的是灵活有效的战术技术,靠的是广泛、及时的战场鼓动。就是靠这些,我们硬是把敌军两个旅死死顶住了,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把敌军打退了,使全军摆脱了被敌军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险境。当我师赶上安全转移的主力时,贺龙总指挥疼爱地说:“你们这一仗打得苦啊,打得好啊!没有这场战斗,全军就没有今天!”
激励部队英勇杀敌,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珍爱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伤亡。我们总是教育部队既要不怕牺牲,又要避免无价值的牺牲;既要敢于消灭敌人,又要善于保存自己;既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要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情绪;既要有勇气,又要讲智谋。后者与前者相比,起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长征中,指战员们最担心的是负伤。一旦负了伤,轻伤者,可以跟着部队走;重伤者,能较快痊愈的用马匹、担架运起走,而一时难以痊愈的,只得寄留在沿途老百姓家里。那真是一种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离别情景!被寄留的同志不愿离队,哭;寄送伤员的同志不放心,也哭。谁见了都难受,可是又不得不这样做。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在组织部队开展战斗竞赛时,不但比谁勇敢、不怕死,而且比谁的伤亡小、战果大,反对蛮干,提倡打机灵仗。记得我师从六甲战斗下来后第二天,进到富民城下。有一个连队在担任警戒时,发现城内守敌很少,且成惊弓之鸟,便主动请战,要打开富民城。得到批准后,该连在团的其他部队配合下,立即架起云梯,攻入城内,结果仅以几个人的伤亡就拿下了一座县城,震动了70多里以外的昆明。这个机动灵活歼敌的成功范例,成为我们教育部队的经常话题。
长征中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走路。走路是长征的基本形式。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战斗和难得的短暂休整外,部队一直都是处在行军状态中。
对于不停地走路,一些同志产生了厌烦情绪。有人发牢骚:“拖拖拖,不晓得拖到哪里去?”有人说气话:“干脆到外国去吧!针对这种情绪,我们首先向大家讲明:敌我力量对比和革命形势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性和游击性,这就要求红军或前进,或后退,或攻占某地又机动转移,以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因此,这就要求红军能够刻苦耐劳,连续奋战,能走能打。由此,同志们从道理上懂得了为什么要走路,以及走路应该成为每个红色战士的看家本领。老战士们还用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向新战士介绍:我们这支红军一诞生,基本上天天在游击,天天在走路,练出了一双飞毛腿,一副铁脚板,一天走上一二百里路从不在话下。在讲明这些“大道理”的同时,我们也注意讲好“小道理”。比如说,寒冬腊月天,红军最多只穿夹衣夹裤,当然很冷,但行动敏捷,想上山就上山,想涉水就涉水;白军穿着棉衣棉裤,当然暖和,但臃肿沉重,跑不动路。眼下我军疲劳,敌军更疲劳。敌人的“追剿军”从湘西起一直跟在我们后边跑,拖过来拖过去,士气越来越低……通过这些教育,同志们口服心服,情绪活跃起来。
为了保证行军不掉队,各级政工干部协同军事指挥员一起,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就拿一个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来说吧,行军出发前,他要摸清本连哪些同志伤病体弱,可能掉队,安排党团员分工帮助他们;要检查每个同志是不是都穿上了草鞋,腰后是不是还有一双备用的;要叮嘱行军时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行军路上,他要组织各班开展互助竞赛,要亲自收容掉队的,甚至还要带头唱歌子、讲故事,使大家忘却疲劳。宿营以后,他要带人找米找柴,帮助炊事员尽早开饭;要一个班一个班地督促烫脚,处理脚泡;要检查大家睡得好不好;还要进行第二天的行军准备。长征过雪山,指导员的工作更加繁重。上山前,他要向连队宣讲不能在山上停留休息的道理,要动员一些同志暂借衣服给伤病员御寒,要让每一个同志喝上一口烧开的辣椒水。上山后,有人支撑不住倒在雪窝里,他要用尽一切办法,使其重新站起来……也许有的同志会以为,这些都算不上政治工作。其实,这是非常之实际、非常之有效的政治工作。那个时候就是要这样来做。试想一下,当部队处在紧张的行军中,而政治工作干部却在一旁“坐而论道”,那会怎么样呢?
长征中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吃饭。特别是在进入藏民区到走出草地这一时期,大的战斗没有了,生活条件却急剧恶化,粮食极端缺乏。政治工作的中心便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入动员部队为了生存而斗争。我们努力纠正那种以为给养工作不是政治工作的错误认识,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要求所有政工干部必须亲自参加筹粮,并在筹粮中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找到粮食后,如果有藏族群众,就当场购买;如果只有粮食不见人,就留下银元或借条。
在进入茫茫水草地之前,我们千方百计筹集了一点青稞麦,炒熟后压成粉子。部队在草地上艰难跋涉,而粉子却一天天减少,以致政治机关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各连首长要亲自给部队分发粉子;(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
就在这时,我师十七团有一个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悄悄为自己多拿了一把。此事迅速反映到上级政治机关,引起了震动。就因为一把粉子,这个指导员被撤了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亲自签署了处分决定。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中看来,也许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们向饥饿做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取半点私利的权利。我们宣布了处分决定,对这个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指导员流着痛悔的泪水向全连做了检讨,表示接受教训,当好普通士兵,和大家一起战胜困难。
此后,这位同志由于体力不支,掉了队,我们再也没能见到他!然而我想,在红军长征的英名录上,应该记上这样一位曾经为一把粉子被撤职的指导员,一位被茫茫水草吞噬了生命的普通士兵。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94-409页。
来源:《红色康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