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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红色故事大家讲——第六十二讲】长征路上的生命线——忆长征中红六师的政治工作(一)
1935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到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编成)在甘肃静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其间历时一年,行程两万余里,纵横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论兵力我们不足2万人,面对的却是数十万敌军;论装备,我们只有步枪、大刀,面对的却是飞机大炮;论机动力,我们只有几双草鞋、一副脚板,面对的却是万水千山!然而,长征终于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回顾历史,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革命政治工作,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所在,是红军得以完成这一伟大壮举的力量源泉。它保证了党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党所领导的红军中得到坚决贯彻和执行,使之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它在指战员心中树立起坚定的信念,激发出顽强的斗志,使之冲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它维护和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使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溃散;它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义主张传播开来,在沿途各地撒下革命的火种。总之一句话,我们党的革命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伟大的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回顾长征是激奋人心的。在长征中,我一直担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的政治委员,组织和领导了这个师的政治工作。其中许多感人的情景,令我永志不忘。下面仅以我所在师的片段情况,对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工作做一个概要的回忆。
一
摊开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图,可以看到一条红色的线标盘桓往复,千回百折。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不移的,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目标——以红军的长途远征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这个目标,通过各种生动实际的政治工作,深深地植根在每个红色战士的心中。
1935年11月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宣布了关于突破敌军“围剿”,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实施新的战略转移计划的部署。会后,我师依据上级的统一部署,进行了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向全师指战员如实地介绍了湘鄂川黔苏区面临的危困情况:蒋介石委派陈诚为宜昌行辕参谋长,统领130个团的正规军,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之众,以堡垒为依托,向我根据地中心区步步逼近,企图将我红二、六军团一举“剿灭”。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就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阴谋。接着,我们传达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的决议:红二、六军团应以迅速果敢的行动,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进入广大无堡垒区,进行胜利的运动战,选择适当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凭着以往斗争经验,指战员们对这一决议的正确性是坚信不疑的。
我们还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在部队中大力宣传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和红军在川西取得的伟大胜利(当时,红二、六军团同中央失掉了无线电通信联系,不知道中央红军已到达陕甘一带),指战员们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当然,离开苏区,离开这块养育我们的红色土地,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对每一个红军战士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特别是我们二军团从贺龙总指挥到基层士兵,有许多苏区籍的子弟。为着保证这些同志在离开苏区后仍能坚决执行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各党支部专门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教育,而后由指挥员们向自己的部属进行了解释工作。与此同时,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动员组织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踊跃参加红军主力部队。红二军团的第五师和红六军团的第十六师就是在长征出发前编建的。
11月18日,我师奉命向大庸方向警戒。次日,随军团主力踏上了新的征程。
同一、四方面军等主力红军一样,红二、六军团长征的目的地,并非一开始就确定指向陕甘,而是经历了前后两个战略意图即两个战略阶段的转变。
长征前期,红二、六军团曾转进湘黔边,驻足黔西北,回旋滇黔边,三次力图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大力宣传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动员部队在连续转战中保持高涨的政治情绪。
长征后期,即从1936年4月起,红二、六军团开始了北渡金沙江,会合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部队横贯滇中向金沙江西进,沿途田园平阔,人口稠密,给养丰富。看到这番景象,一些同志产生疑惑,问我们:“天天喊建立苏区,到了这样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建立?”当时为了不让敌人摸到我军意图,部队内部还没有提出北上的口号,我们师一级指挥员也只是根据军团部下达的当日行军命令来组织部队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教育部属,要坚信上级指示的正确。接近金沙江边后,上级通知渡江北上,并叫准备好皮袄、生姜、辣椒等御寒物品。许多人不理解,有一位团政治委员跑到师部问我:“大热天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再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呀?”我把自己的皮袄给了他,然后和他谈,我们政治干部应当带头执行上级指示,应当教育和组织好部队。全师进行了紧急政治动员,发动大家尽力按上级要求做好各项准备。渡江后不几天,遇到第一座大雪山,由于山高、寒冷、空气稀薄,再加上御寒物品准备得不够充分,有些同志冻死在山上。这时,大家回想起渡江前上级的指示,感触颇深。5月1日到达中甸后,二军团和六军团一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式向全军明确提出了实现主力红军会合西北,创造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我们吸取了渡江前后的教训,在全师进行深入学习和热烈讨论,指战员们较快地在思想上跟上了新的战略转变,保证了以后北上的顺利进行。
同几千年来旧式军队奉行的“愚兵”政策相反,红军历来注重结合部队担负的任务进行形势教育,使每一个红色战士时刻意识到自己肩上担负着工农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在长征中更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感到难以置信,长征路上军情紧急,戒马倥偬,红军又多在狭路僻地中疾行,哪里搞得了形势教育?可事实上,我们不但随时观察着前进的道路和敌情,也在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并把这些大事及时告知每一个红军战士,再通过他们传播给沿途的民众。每攻克一座县城、一个集镇,各级指挥机关立即派人进占邮电局(所),不动邮件,不拿汇票,只把白区出版的各种报纸不论新旧统统收来,从中了解哪一块国土又遭沦丧,哪里的民众又燃起了救亡的烈火,也从国民党“剿匪”动态中推测白军的动向和其他红军的行踪。
1936年1月中旬,红二军团进占石阡城。我们从收集的报纸上看到,从1935年12月9日以来,北平、上海、南京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了学生救亡运动。根据这些材料,红二军团领导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全国政治形势,即苏维埃运动形势和民族革命形势,做了一次简要的分析。会后,各师团又利用休整的几天时间进行了形势教育。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党和红军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救亡的高潮正在到来,这将大大有利于红军的长征,大大有利于全国抗战的发动,指战员深受鼓舞。心里装着全国的斗争形势,从而对长征的胜利前途更加坚定了信心。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94-409页。
来源:《红色康县》